第217章 皇帝震怒，科举临近（2 / 2）

士绅豪族，惧于淫威，多有屈从。

未几，陆仲亨竟得诸多矿山。

自此，其于晋地矿业，渐握重权，肆意谋利，行径愈发张狂无忌。

至于煤矿开采与加工之术，华克勤已遣人往辽东学艺，待其学成归来，便可施行。

华克勤欲以煤矿兴山西，若陆仲亨肯稍予微利，哪怕仅从指缝间漏出些许，华克勤为兴晋事，亦不愁不应允。

应天府内，刘伯温、宋濂等一众大儒齐聚，共商拟定科举考卷之事。

辽东之地，常孤雏于系统商城兑得科举考试纲要，经整合而成《三年科举五年刷题》。

辽东诸学子，自此日夜刷题不辍。彼辈于科举，虽非皆全心投入，然亦有欲入仕为官者。

非为贪慕官爵，实念大明他处，亦当传布辽东政略，俾四方百姓皆得享安乐之境。

辽东学子，觉悟颇高，为百姓效力之心，已深植于骨血。

山东曲阜孔氏，闻辽东学子秉烛夜读、临考抱佛脚，不禁哄然大笑。

科举所考，乃儒家经典。辽东与孔家交恶，无儒林硕儒前往传道授业，此番科举，辽东众人必败无疑！

且辽东之新学，弃祖忘本，狂悖无道，实乃荒谬至极！

曲阜孔家，素以儒家正统自恃，坚以为儒家学子，当专习儒家经典。于彼而言，儒家经典乃圣人之言，载道传世，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根本。

至于算学、农学之术，孔家视其为旁门左道。

算学虽有计数之用，然于大道之宏旨无补；农学虽关乎民生，然非士子修身进德之要途。

孔家秉持古训，以为儒家子弟，当志于道，游于艺，所游之艺，亦当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为本，而非沉溺于算学、农学此类技艺之末流。

盖孔家坚信，唯深研儒家经典，方能体悟圣人之道，以正心诚意，致君尧舜，而算学、农学等，不过是役于器物之术，岂可为儒家学子所重，以免淆乱正道，误入歧途。

曲阜孔家，笃信儒学于治国理政，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。其以为，儒学乃圣人所传之道，内蕴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至理。

于治国一端，儒学首重“仁政”。君王以仁为本，待民如子，轻徭薄赋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此为邦国稳固之基。如《论语》云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以道德为引领，君主率先垂范，上行下效，则民风归正，天下咸服。

再者，儒学倡“礼”。礼者，规范社会秩序之纲纪。从朝堂之仪至民间之俗，皆以礼为准则，君臣有义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上下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职，社会方能井然有序，无悖逆之乱象。

且儒学育人以“义”。为官者怀忠义之心，谋国之利，不图私利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如此，朝堂之上，贤能辈出，同心辅弼，国家昌盛可期。

孔家坚信，若无儒学之指引，治国便如无舵之舟，失其方向；民众亦如散沙，无所归依。故儒学于治国，实乃重中之重，须臾不可离也。

或言儒学于治国，亦存弊端。其一，儒学重古崇圣，多泥古制。治国之道，贵乎因时制宜，然儒者常执守旧章，遇新变而难通融。如变革之际，动辄以祖宗之法、圣人之言相阻，致新政推行维艰，错失革新图强之机。

其二，其礼教森严，等级分明。虽能维一时之序，然久则易抑民之性灵。下者因礼之桎梏，言行举止皆受拘限，才情难展；上者或恃礼而骄，疏离民众，上下隔阂，不利民情上达，易生壅蔽之患。

其三，儒学尚德治而轻法治。以德化民，固为美事，然人性复杂，非皆能自律于德。仅赖德治，遇奸佞之徒、不法之辈，则惩治无力，致国法威严不彰，社会治安难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