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章 张献忠与七杀碑（1 / 1）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的冬天，四川成都府的百姓们发现，街头巷尾突然多了些奇怪的告示。告示上的字歪歪扭扭，却透着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狠辣——"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物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"。这便是后来被人称为"七杀碑"的东西，而它的主人，正是刚刚在成都建立"大西"政权的张献忠。

此时的中国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北边，李自成的大顺军刚从北京败退回陕西；东北，清军已经入关，正打着"为崇祯报仇"的旗号向南推进；南京，马士英、史可法们忙着拥立福王，建立南明弘光政权。而在西南的川陕大地，张献忠这位外号"八大王"的枭雄，正用他特有的方式，在历史上留下自己都印记。

张献忠这辈子，似乎就没跟"安分"二字沾过边。他是陕西延安府柳树涧（今陕西定边县）人，跟李自成算是半个老乡。天启末年，陕北闹灾荒，官府不仅不赈灾，反而催逼赋税，张献忠因为在驿站当驿卒时丢了差事，又杀了债主，干脆就跟着王嘉胤造了反。

《明史·张献忠传》里说他"长驱郧、襄，破襄阳，执襄王翊铭，属之酒，曰：'吾欲借王头，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。'杀之。"（《明史·卷三百九·列传第一百九十七》）这段记载把他写得跟个愣头青似的，但实际上，张献忠比李自成更懂得权谋。

他早年跟着王嘉胤，后来又投过李自成，甚至还接受过明朝的招安——当然，招安对他来说不过是缓兵之计。每次投降，他都趁机休整部队，等实力恢复了就再次反叛，把明朝官员耍得团团转。这种"打不过就降，降了再打"的套路，让他得了个"八大王"的外号。至于为什么叫"八大王"，说法不一，有人说他在起义军里排行第八，也有人说"八"在方言里有"厉害"的意思，总之就是不好惹。

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杨嗣昌搞"十面张网"围剿农民军，张献忠在河南、湖北一带被打得抬不起头，只好率部进入四川。这是他第一次入川，没想到四川的地形复杂，官府兵力又弱，竟然让他如鱼得水。他在四川境内忽东忽西，把明军耍得晕头转向，时人称之为"流贼"，这"流"字，倒是精准概括了他的作战风格。

张献忠在四川待了两年，把官府粮仓抢了个遍，然后突然回师湖北，杀了襄王朱翊铭，气得杨嗣昌吐血而亡。但到了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李自成在河南势如破竹，张献忠觉得湖北待不下去，干脆率领十万大军，第二次杀入四川。

这次入川，张献忠是动了真格的。他一路攻城略地，从重庆打到成都，于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八月攻陷成都，随后称帝，国号"大西"，改元"大顺"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时候李自成已经在北京称帝，也用"大顺"年号，两个农民军领袖就这么隔空撞了车，也算冥冥中的天意。

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。他设立了内阁、六部等机构，还开科取士，想招揽一些读书人帮他治理国家。《蜀碧》里记载，他录取的状元叫张大受，因为长得帅、文章写得好，被张献忠赏赐了美女、宝马，一时风光无两。可没过几天，张献忠突然觉得"我太喜欢他了，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"，竟然把张大受全家都杀了（彭遵泗《蜀碧·卷三》）。这事听起来荒唐，但也反映了张献忠性格中多疑残暴的一面。

更麻烦的是，张献忠的统治并没有带来和平。当时四川境内，除了大西军，还有明朝残余势力、地主武装，后来清军也打了进来，几股势力混战不休。张献忠为了巩固统治，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反抗。他规定"凡居官者，不论在朝在野，一律杀无赦"，还设立了"剥皮衙"，把反抗他的人剥皮实草，挂在城墙上示众。

这些行为，后来都被算在了"屠蜀"的账上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：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，真的全是张献忠造成的吗？

关于张献忠"屠蜀"的记载，最着名的当属《明史》，里面说他"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"（《明史·张献忠传》）。这个数字显然不靠谱，因为明末全国总人口也就一亿多，四川怎么可能有六亿人？显然是夸大其词了。

其实，四川人口锐减是多种因素造成的。首先，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明军、清军的混战持续了十几年，战乱本身就会导致人口减少。其次，当时四川爆发了瘟疫和饥荒，很多人不是战死的，而是病死或饿死的。最后，清军入川后，为了镇压反抗，也进行过大规模杀戮，比如在成都、重庆等地都有屠城记录。

《蜀难叙略》里记载，张献忠确实杀了不少人，但主要是针对明朝宗室、官绅和反抗他的人。而清军入关后，"杀戮之惨，较献忠为甚"（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）。但因为后来清朝成了正统，修史书的时候就把责任都推到了张献忠身上，这也是历史常有的"胜利者书写历史"的套路。